捅 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科技文化重心迅速向西南、西北大后方转移,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全国性科技社团纷纷内迁,随着大后方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科技社团又陆续建立起来。中国的科技社团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又在大后方逐步活跃起来。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社团为纽带,通过联合或独立地举办学术年会、出版科学杂志、开展科学讲座、进行实地考察等活动,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积极推进科学交流、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努力加强科技为抗战服务、为大后方建设服务,对推进大后方的经济开发、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抗日战争;大后方;科技社团;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96-05
科技社团是科技人员按专门学科自愿组织起来的一种学术性群众团体,是近代科学体制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在科学交流、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近代科技社团产生于20世纪初期,在二三十年代得到初步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一个极其艰难的发展时期。大后方的科技社团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对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支持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推动大后方的经济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
抗战爆发后,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另一方面,原本是全国科学技术最落后的大后方地区迁入了大批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国民政府和广大爱国科技工作者又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一批新的科研机构,从而使大后方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高度集中,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大都迁驻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尤以重庆、昆明、成都最为集中。迁入四川境内的高等院校有48所,其中迁入重庆的达36所,约占迁川高校的75%。中央研究院的生物、气象两研究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自然科学社等许多著名科研机构、社团纷纷迁来重庆,使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高教、科研中心。重庆远郊的小镇北碚,由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存在和卢作孚对科学事业的重视,集中了18所重要的科学和教育机构,成为重庆“最大的科学中心”。成都除本地的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外,又迁来了中央大学的医学院、农学院和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昆明不仅有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还迁入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工程、天文、数学等研究所,北平科学院的化学、物理、地质、生理、动物等研究所。伴随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一大批著名的爱国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也纷纷内迁内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性的科技社团几乎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西南、西北地区的科技文化事业极端落后,只有极少数的地方性科技社团,且很少开展学术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大批科技工作者的内迁,过去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科技社团也纷纷向大后方转移。这些内迁科技社团主要集中在川、滇、黔、陕等省,其中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集中了最多的科技社团。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2年,先后迁入重庆的全国性科技社团有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林学会、冲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中国矿冶工程协会、中华药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测量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中国测绘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等20多个。此外,这一时期迁到西部地区其他城市的全国性科技社团还有: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算学研究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科学教育社等。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适应战时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一批新的科技社团又在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以重庆为例,先后建立的科技社团有中国农业推广协会(1939年)、中国青年科技协会(1940年)、中国工程标准协会、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1941年)、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1942年)、市政工程学会、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战后建设研究会、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中国发明协会(1943年)、四川省土壤学会(1944)、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农具学会等。此外,一些学会还纷纷建立分会。中国化学会建立了成都、昆明(以士1938年)、遵义、北碚、峨嵋、泸县(以上1940年)、江西、桂林(以上1942年)、甘肃、西安、衡阳(以上1943年)等11个分会[6112’。而在广西,仅1942年就建立了中国科学社桂林社友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桂林分会、中国化学会桂林分会、中国物理学会桂林分会、广西大学数理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桂林分会等”。地方性学会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大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科技社团的内迁和新的科研机构、科技社团的建立,科学家及科技工作者的西来,使抗战大后方迅速成为中国科技文化的中心。
二、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主要活动
科技社团作为一个学术性公益团体,对社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经济义务。中国科技社团在抗战初期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又在大后方逐步活跃起来。尽管战时条件艰难,大后方各科技社团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联合或独立地举办学术年会、出版科学杂志、开展科学讲座、进行实地考察等活动,积极推进大后方的科学交流、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是科技社团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学术年会是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学术年会,一方面,可以“报告并讨论社务,联络社员的感情。并宣读论文以交流一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及经验”;另一方面,“把科学的新发现或当前的科学问题,做成讲题,向当地的公众讲演,这对于通风气与宣传科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后方的科技社团,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仍然千方百计地恢复和扩大学术交流活动,1938年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召开第十一届年会。1939年9月。中断了两年的中国物理学会第7次年会在昆明召开。1939年12月,中国统计学社第9届年会在重庆举办。1940年4月,中华医学会第5届年会在昆明举行。194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七次年会在
贵阳召开。1942年9月,中国物理学会桂林分会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年会。1943年1。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举行年会。1943年12月,中国化学会在五通桥举行第11届年会。中国地质学会“自抗战以还,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每年均能如期举行年会”L9“’。中国工程师学会从1939年至1945年,每年均举行学术年会,1939年交流论文50余篇,1940年交流论文80余篇,1941年交流论文增加到160余篇,1942年更达到204篇,年会交流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些年会活动既加强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感情联络,又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研究的交流和科技的发展,
出版科学刊物,是科技社团服务社会、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发行的科学刊物约有85种,。其中主要有:中国科学社发行的《科学》、《科学画报》、《社友》;中国古生物学会发行的《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化学会发行的《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通讯》;中国地质学会发行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评论》;中国气象学会发行的《气象学报》;中国天文学会发行的《宇宙》;中国生理学会发行的《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中国林学会发行的《林学》;中华自然科学社发行的《科学世界》、《社闻》;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学会英文杂志》;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的《工程》;中国地理学会发行的《地理学报》;中华农学会发行的《中华农学会报》、《中华农学会通讯》;中国药学会发行的《中国药学会会志》等。
举行学术报告和科普讲座作为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的重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科技社团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国地质学会迁渝不久(1938年10月1日),即组织常隆庆、李善邦等著名地质学家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首次公开学术演讲[1z]407,中华自然科学社“对于通俗讲演,素来重视,进行亦力”,其成都、重庆、贵阳等分社皆致力于此,1941年,贵阳分社首次在贵阳举办科普演讲,伴以中学生科学常识测验,引起人们兴趣。广西省会桂林的科技团体举办的学术报告会曾活跃一时。广西建设研究会先后邀请我国著名地质科学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作《山是如何形成的》、《实施土木工程对广西地质应注意的几点》、《地质学的基础概念及其问题》,生物学家卢于道作《中国人的科学观》,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郑建宣作《国防与工程》、广西医学院院长叶培作《儿童保健问题分等学术报告”。1942年11月12日,中华医学会贵阳分会连续举办专题学术讲座。李冠华讲同位素与临床医学,谢陶瀛讲先天性大网膜缺损所致肠梗阻一例,游维文讲胫骨粗隆骺炎,吴执中讲阿米巴痢疾之旦子疗法。1944年中国科学社与11个科学团体在成都召开联合年会期间在成都各大学、中学开展科学讲演。这些报告和讲座有力地促进了大后方科学知识的交流和普及。
进行科学考察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学会、社团服务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科技社团在大后方诸省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如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军事工程团、四川考察团、广西考察团、西康考察团等,对大后方诸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中国科学社组织了对西南、西北为期3个月的考察。中华自然科学社所组织了西康科学考察团,分为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组进行考察,历时3月,遍历西康各重要区域,搜集标本甚多。中国地质学会几乎每届年会都会组织社员进行旅行考察。这些考察不仅掌握了大后方的资源状况,而且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为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大后方科技社团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成员也在不断增加,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为例,1939年有个人会员3 290人,团体会员26个,以后逐年递增,1941年有个人会员4 623人,团体会员43个,1943年时有个人会员6 731人,团体会员71个,到1945年,个人会员发展到9 482人,团体会员发展到126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
三、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发展的评价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是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下进行的,与抗战爆发前的科技社团发展相比,具有一些新的时代的和区域的特点,而正是这些新的时代和区域的特点,决定了大后方科技社团重要的社会经济影响。
(一)发展条件和环境极其艰难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虽然的抗战中后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是极其艰难的,日本侵华给中国科技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局的动荡使科学工作者之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十分困难。如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1937年、1938年两年因战事而未能召开。由于受到交通的阻隔,在后方各地的物理学工作者不能集中开会,1942、1943、1944年3次年会只能分散在昆明、重庆、成都、陕西城固、贵州湄潭、桂林6地举行。中国科学社第22届年会原定于1937年8月2。日在杭州召开,但因为“七七”事变后局势突变而宣告无限期延期,直到三年后的1940年9月,才在昆明得以举行。中国动物学会,在抗战爆发后,年会无法每年召开,仅有1943年、1945年举办过年会。
抗战以来,由于各社团的经费不足,学会的一些经常性活动也无法进行。正如郝景盛在《抗战七年之科学》一文中所说:“上自独立之研究院,下至各大学之研究院与研究所,多是经济困难,不能发展。”科技机构尚且如此,民间社团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一些科技社团在抗战期间被迫停止了学会活动,如化学工程学会在抗战期间就没有组织任何学会活动。此外,因纸张紧张,印刷困难,社会购买力下降,致使许多科技社团的出版物销路不畅或被迫停刊。如抗战开始后《物理学报》被迫停刊近四年之久,直到1944年5月,才在成都恢复发行;《地理学报》迁至重庆后虽然继续出版,但只能改为年刊,中国动植物学会编辑的《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植物学汇报》被迫停刊;《科学》杂志出到第25卷第12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直到1943年才在重庆复刊,而且由每月一期改为3月出版一期。中国化学会出版的《化学通讯》,初为半月刊,抗战开始后无法正常维持,改为不定期出版。
(二)推动了国防建设和大后方的开发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不仅打破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也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支援抗战,服务国防和经济建设成为大后方科技社团的第一要务。
抗战时期大后方最为活跃的科技社团是中国工程师学会,该学会每年均召开极其隆重的年会,每届大会都以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或国防建设为中心议题,集思广益,做出方案,贡献给社会作为有关部门制订建设计划的参考,例如,1938年在重
庆召开的临时大会,提出了关于加强重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意见;1939年在昆明讨论了计划经济和促进工业化的问题;1940年成都年会重点研究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1941年贵阳年会探讨了中国三年建设计划和贵州建设问题;1942年兰州年会则集中讨论了西北建设问题,1943年广西年会及各专门学会年会规模尤为宏大,出席会议达1400余人之多,由学会会长翁文灏主持,在收到的88篇论文中,有不少论文论及广西建设问题,如开发广西矿产,柳州水力发电计划,建立广西轻工业基础,会议还对开发广西矿产业组织了专题讨论。1945年重庆年会则集中讨论了战时生产和战后交通问题。从这些议题可以清晰地看出工程师学会的活动与抗日战争和大后方开发的密切关系。
在大后方科技社团的组织下,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围绕国防和经济建设展开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及时提出解决措施。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进行对可应用于国防军备的动物保护色的研究。中国工程师学会专门组织了军事工程团进行考察,并组织战地工程师团,到前线参战,解决战争中的工程问题。中国微生物学会的方心芳等人试验用人尿代替硫酸铵获得成功,使得用糖蜜生产的酒精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会的支持下编了《普通军用天文学》一书。此外,如将桐油等各种植物油裂变为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提高锑、钨、锡、铝的冶炼技术和其他各种矿产品的洗选和冶炼技术的研究,不仅克服了大后方的汽油等能源供应的困难,使锑、钨、锡、铝的纯度大大提高,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标准,保证了战争年代对外易货贸易的供货需要,也大大提高了煤炭炼焦的质量,使之合于钢铁和各有色金属的冶炼要求,提高了钢铁和各有色金属的产量,确保了大后方这些基本金属品的供应。中国自然科学社等科技社团还积极参与创办云南制窑厂、组建川康实业公司等活动,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开发与建设。
(三)加强了学科间的联系和合作
一方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主要集中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又十分困难,这样多个科技社团在同一地方共同举办学术年会就有了必要和可能,而多学科社团共同举办学术年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在1940年,中国科学社与中国天文学会等6个学会在昆明举行联合年会,出席会员180人,交流论文115篇。1942年12月,中国天文学会、新中国数学会与中国科学社昆明社友会在云南大学联合举行庆祝牛顿诞生三百周年的纪念会[1913‘;1943年7月。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6团体在北碚举行联合年会和举办科学展览[121430。1944年11月,中国科学社与新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教育学会、中国牙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等ll团体在成都召开联合年会暨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1945年5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有14个工程专门学会联合参加年会。同时,战时由于经费困难、人才各有专长等原因,很多工作一个团体无法独立承担,往往采取多团体合作的方式开展活动,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地质学会联合举行川康、西北、西南一带的科学调查。1941年,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联合组织新疆考察团赴新疆考察。科技社团如此紧密的联系和合作,不仅有利于各社团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互补,而且也有利于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四)促进了西部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
科技社团的活动需要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推动和广泛参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活动主要依靠内迁各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和各内迁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尽管也组建了一些地区性的科技社团,开展了一些地区性的科技活动,但是,由于大后方本地的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科技社团的活动难以实施本土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虽然也注意到大后方科技人员的培养。但由于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过程。直到抗战胜利,大后方本地的科技人才尚未成长壮大,随着抗战胜利以后各内迁科研机关、高等院校的复员,大批科研人员、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回归沿海各省市;一度比较活跃的大后方的科技社团也络绎迁回东部地区,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活动又回到了停滞的状态。
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深远的。在抗战爆发前的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基本上是近代科学的荒漠之地,随着大批科技社团的迁入和活动,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我们的科学家们,为了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生存,社会之建设,真是个个都守着岗位,埋头苦干。无论生活环境苦到何等地步,仍按部就班,在那里效力工作,所以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比起过去三十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同时科技社团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科学知识,提高了大后方人民的科学意识,因此其积极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责任编辑 张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