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对《论语》的研究多集中在《论语》的版本及其流传研究上,历代对《论语》的研究多侧重于注释、训诂、文字考证等方面,而针对《论语》创作动机的研究却少有人涉及。本文从创作动机这一角度入手,结合《论语》文本,分析《论语》结集成册的原因,以便更进一步推进《论语》文本研究,丰富《论语》研究内容。
关键词:《论语》;结集动机;重视古籍;怀念;整合
一、孔子重视古籍对弟子的影响
鲁国是保存古代文化较为完善的国家,周公的儿子伯禽在代理周公做了鲁君后,带来了其他国家所不能得到的天子专用的礼乐、器物、典册,使鲁国成为唯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1]孔子历来重视古代文献,从他年轻时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孔子二十七岁时,郯子到鲁国访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得知郯子博学多识,就前往拜师,学习古代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由于当时周王朝衰落,不少文化典籍散落民间,《论语·微子篇》: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文化向底层传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过度分散的局面。后来孔子把古代的经典全部整理好,变成合理的教材,然后他的学生就把这些教材传下去,这是古代文化、智慧的精华,从商周一路发展下去。[2]同时孔子也将自己重视古籍的态度传递给学生。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经常引用《诗》中的句子: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3](《论语·学而》)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子贡已经能熟练地运用《诗》中的句子,可见孔子对《诗》的重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在其他场合孔子也多次提到《诗》、《书》、《礼》等典籍,如: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孔子在教学和生活中经常引用古籍中的诗句,这种对古典文献的重视,对弟子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弟子们在跟随孔子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记录孔子的言行。孔子言行成为弟子们学习的内容,而孔子也处处以礼来规范自己。例如: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
古籍的缺陷或散佚,造成古代的典章制度不为后人所了解,正如孔子所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献的重要性略见一斑,对历史的尊重在于如实地用文献来记录历史。尽管在孔子时代,史官的地位已经相当重要,但对人物言行的记录似乎还没有上升到历史概念,只是出于对文献的重视,随之对语言的重视也因此加强,例如,《论语》中孔子关于“言”的论述相当多。据统计《论语》中“言”字出现了130次之多,足见孔子对言的重视。
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孔子对言语的重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当孔子说自己不想再说话了,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论语·阳货》)孔子生前,弟子们就已经意识到孔子语言的重要性。孔子对古籍的重视,对言语的重视最终都落实到了行动上,这就使得弟子们一方面熟读古籍,另一方面又要从孔子的言传身教中学习。由于言语行动的时效性,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转瞬即逝,能够完整地再现这些言行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它们用文字记录下来。
二、弟子对孔子的怀念
在封建社会,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不少弟子与孔子生活在一起,长期形成的感情远远超过师生之谊。例如:“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又如“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师生情谊深厚还表现在孔子平时对学生严格要求,俨然一个严父的形象,他批评樊迟问稼嫌他没有大志向,他批评宰予昼寝,对子路更是多次严厉批评,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出于孔子对弟子的关爱,正如孔子自己所言:“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为了能让弟子们成才,孔子一方面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对弟子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孔子私下里批评弟子不留情面,可是在当政者面前又极力赞扬他们,推荐他们出来做官。例如: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论语·先进》)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
在关乎弟子们人生命运的时刻,孔子总能找到弟子们的优点,指点他们去做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以这种宽严并济的教育方法,培养了大批人才。孔子一向认为弟子们应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只要大的方向不谬,完全可以做个人的选择。[4]
《论语》中对以上细节的记载体现了弟子们对孔子的深切怀念,后来子路、冉求都从政,这与老师的举荐密不可分。他们从政后,在政务上遇到麻烦时,孔子总会给他们悉心指点。例如: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孔子始终是弟子们的精神导师,出于对孔子学问和人品的敬仰,在孔子生前弟子们就已将他看作圣人了。例如: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弟子们对孔子的怀念体现在对圣人之言的重视,这种观念其实也是受孔子的影响,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弟子们将孔子视为圣人,自然也会将圣人之言当做金科玉律了。至少在孔子生前,弟子们的记录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而孔子去世后,《论语》的结集成册,其动机之一却是弟子们对孔子的怀念。这份怀念中包含了感恩、敬畏等诸多情绪。
三、弟子对孔子人生理念的恪守与反叛
孔子一生仕途屡屡受挫,他所倡导的政治理念没有哪个诸侯国可以接受,孔子周游列国时的窘迫给随从的弟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弟子们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境,例如: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时的孔子在宋国遭到宋司马桓魋的威胁。在匡地孔子及弟子被当地人围困,缺粮断食,从者病倒,这种危险的经历使弟子们看到孔子的勇气和执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坚持越来越不合时宜,挫折促使弟子们的思想发生了分化。现实的残酷使得弟子们不得不反思老师的某些行为是否太过迂腐。例如,子路质疑孔子关于正名的说法:“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论语·子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弟子们不断有自己的思考。对孔子所遇窘境的如实记录,既不会损害孔子的形象,反而会彰显一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智者形象。这与后来许多学术流派为了提升自身地位,人为美化本学派代表人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学派之争,可能会掩过饰非,但我们从《论语》所载孔子几次落难的情形来看,孔子弟子在编撰《论语》的时候,秉承了古代良史的作风。
从孔子比较成功的几位弟子的处事原则来看,在某些方面他们又表现出自己的反叛。比如子路、子贡、冉有,他们不像孔子那样固守自己的政治理念,所以当政者也愿意任用他们。在弟子们看来,孔子的某些观点过于迂腐,例如,《韩诗外传》载子贡谓孔子云:“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倦于学,不能复进,请一休焉。”而冉求的想法则是:“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他们实际上是不悦孔子之道的某一方面,特别是政治之道。虽然对老师的政治观念产生怀疑,甚至是自己被统治者任用时背离老师的教导,例如《季氏将伐颛臾》中,冉有推脱自己不能劝阻季氏,其实是他不愿像老师一样坚守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想而找的托词。
尽管如此,弟子们还是十分同情自己的老师。在几十年流亡生涯的最后几年,随从的弟子,子路、子羔在卫国从政,冉求被召回鲁国做季康子的家宰。各国又不肯任用孔子,所以无论是在孔子身边的弟子,还是在鲁国任职的弟子都希望孔子回到鲁国。弟子们对年老的孔子的同情,势必会影响到后来《论语》的编撰,在材料的取舍上体现了这一点。像子路、冉求、子贡等人,他们不自然地将自己的人生遭遇和孔子作对比,在孔子身上未实现的某些理想在弟子们身上实现了。这其中有他们对孔子人生理念的坚守,又有一定的灵活变通。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反叛。例如,冉求替季氏敛财,孔子批评他:“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可见孔子对弟子的反叛已经忍无可忍了。弟子们如实的记录自己对老师的怀疑、问难,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辩驳,到底孰是孰非,后来的读者自己会得出判断。
四、维护孔子形象与整合儒家力量的需要
孔子生前就有人质疑他的思想,在他死后这种质疑声越来越多。要弘扬孔子思想,一方面要扩大宣传,这方面子贡做的贡献最大,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子张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素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夫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可见子贡利用自己的政治才能和经济实力与各国君主分庭抗礼,这便直接和间接地宣传了孔子的名声。
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子贡还极力维护孔子形象。例如: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可见,孔子去世后,对孔子的质疑不断,仅凭口耳相传难以取信于那些未接触过孔子的人,孔子弟子这一代去世后,孔子形象也许会更模糊,对孔子的误解也许更多。为了维护孔子形象,有必要用文字的形式将孔子的言行记录下来。而《论语》的编撰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5]
《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孔子形象的精彩描写,比如,《论语·乡党》中记载:“君招使摒,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对孔子神态动作的细致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画面。文字在维护一个人形象方面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在周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字记录的重要性,比如许多政令德行铸在青铜器上,一方面可以垂范后世,另一方面可以做到永垂不朽。用文字来记录孔子的言行,将孔子奉为言行示范的圣人,既维护了孔子的威严,又传播了孔子的思想,这是弟子们在编辑《论语》时的动机之一。
孔子去世后,弟子内部发生分化,形成不同派别。据《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6]各派取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即使都受业于孔子,所学的知识也不一样,因为孔子因材施教,传授学问时各有侧重,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口传本,如此便不利于儒家学派形成合力以对抗其他学派。据《孟子》记载,当时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有墨家和杨朱学派,求学者不归于杨,则逃于墨。这就迫切需要有人对儒家经典进行增补、修订,以统一学派。儒家内部各派通过编辑《论语》,达成基本共识,这就是《论语》各章的内容,这些章节成为他们统一思想的范本。至于是个人完成最后的编撰工作,还是集体共同完成,其动机都是共通的,即凝聚力量振兴孔子学说。
五、小结
无论是孔子言传身教的影响,还是弟子们的个人情感,或者是与其他学派斗争的需要,《论语》成书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孔子在教学中又极为重视经典传承,尽管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但这不影响弟子们将他的言论当成经典加以记录。孔子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成为当时和后人膜拜和学习的对象,《论语》编撰动机的研究将为《论语》研究开辟全新视角。
注释:
[1]陈卫平,郁振华:《孔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傅佩荣,郭齐勇,孔祥林:《孔子九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以下所引《论语》字句皆同此版本,故不注。)
[4]高专诚:《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5]唐明贵:《论语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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