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有几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自孔子死后,其门徒散游各诸侯国,聚众讲学,宣扬孔子创立的儒学。由于取舍不一,旨趣各异,遂分化出不同的派别。据《韩非子·显学》载:“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共分八派。其中,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先秦儒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之所以得以完成,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子思、孟子还是荀子学派,虽说前者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后者主要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但是,他们在理论抽象和逻辑推演方面均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一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形成于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易传》,《易传》利用《易经》的框架结构,创立了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儒学思想体系,是先秦儒学经典中最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因而被誉为儒学“六经之首”、“大道之原”。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虽主法家思想,但儒学并未销声匿迹。汉初,一度出现儒法和儒道既排斥斗争、又吸收融合的格局。为适应汉武帝建立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需要,《公羊》学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的经典成为两汉王朝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方针。这样,儒学便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进入经学化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但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同时为了增强理论的诱惑力,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讳之学相结合。因而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固然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但是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 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合,从而在内容上摒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随后,佛、道二教势头猛起,并足以与儒学相抗衡。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在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隋唐。到唐中期后,韩愈、李翱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