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发生直接的联系。
1988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时,到北京组织《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和“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写作班子和顾问班子,光明日报社科学部主任周文斌提出建议,由他出面,聘请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为这两套书的顾问,最后得到了钱伟长的欣然答应,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当时被聘为这两套书的顾问还有周培源、汤佩松、金善宝、卢嘉锡、钱三强、钱临照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作为生活、工作在祖国南疆,地处边陲,文化科技相对滞后的省(区)的我,在组织这两套书的作者队伍和写作计划中得到了那么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特别是后来“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中宣部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获“国家优秀科普作品奖”,发行22万套并成为全国六大城市优秀畅销书后,留给我的是一种永远的感动。两套丛书的成功运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首先要感谢科学家对出版媒体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心情只有当编辑的才能切身体会到。
1994年,钱伟长在百忙之中,又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赤子情怀”征文活动题词并任顾问。这次征文活动历时半年,共收到介绍两院院士和中青年优秀科学家的文章100多篇,后结集出版,定名为《赤子情怀》。该书1995年被评为中南六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6年和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抗洪救灾。灾后痛定思痛。通过周密调查和认真论证,我组织了以张含英、刘仲桂等人为首的国内一流水利专家编写《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得到了钱伟长的关心和支持,他欣然为这部专著题写了“依靠科学技术增强防洪减灾能力”。1998年底,在钱伟长的关心、支持下,《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殊荣。
贫困的少年时代
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洪声里七房桥乡。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国家、西学东渐的时候。钱伟长出身于一个具有良好国学功底、提倡创办新学的书香世家。祖父是晚清秀才,终生不得志,靠私塾为生,40多岁就去世了。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靠从钱家的义庄领取粮食,艰苦求学。后来,父辈们先是在本村创办了钱氏私立又新小学,后来又到荡口镇的鸿模小学任教,以微薄的薪金承担着全家上下老小的生活。幼年的钱伟长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从小就一直帮祖母和母亲做各种家务活计。16岁那年,钱伟长的父亲病逝,时年39岁,他随叔父在苏州中学读书。后来,叔父钱穆到北京大学与胡适一同担任中国通史的教授,成为著名国学大师,20世纪60年代被请到台湾作资政,继续研究国学。
从苏州中学高中毕业后,是继续升学,还是去铁路或邮电部门谋个有稳定收入的固定职业?钱伟长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日益拮据,学费都交不起。但是,钱伟长不甘心放弃学业,然而面对现实又无能为力。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上海有位化学家叫吴蕴初,设立了“清寒奖学金”,每年为全国12名成绩优秀的穷困学生提供上大学的资助。钱伟长决心要试一试,争取得到这份奖学金。
暑假,他独自来到上海,在1个月的时间内,他接连参加了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升学考试。当时各大学分别自设考场自出考题,文科和理科都是相同的试卷。钱伟长虽然理科与英语的成绩一般,但在文史方面的专长却得到了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历史试卷有一道出人意料的题目: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和注疏者。很多考生都被难住了,而钱伟长却得了满分。不久,他同时得到了这5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得到了吴蕴初先生的“清寒奖学金”。
动荡的大学生涯
1931年9月,钱伟长接受了叔父钱穆的建议,选择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刚入学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和“科学救国”的志向,要求读物理系,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答应让他试读一年。虽然用英语听课和阅读非常困难,但钱伟长的数理课程考试成绩也超过了70分,从此他迈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赵忠尧、萨本栋教授常给他们上课。起初,钱伟长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理学的典籍。吴有训教导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马约翰的体育课和经常的越野长跑训练,改善了他的身体素质,锻炼了他的耐力和意志。
在清华大学求学的4年,是钱伟长一生中关键的4年,他得到了后来进行科学工作所需要的坚实的基础训练。1935年毕业时,他与顾汉章合作的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完成了,并于该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这是我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始。钱伟长师从叶企孙教授、吴有训教授,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治学的方法——要善于发现问题,创造、开拓科研工作的广阔天地。
大学毕业证书拿到手了,“清寒奖学金”也随之结束,必须找到工作。夏天,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所招考一名实习研究员,钱伟长前往应考,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同时,他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为了获得继续学习的资助,他很幸运地以考研究生的优异成绩申请到“高梦旦奖学金”。
此后,他便在吴有训教授的指导下,从事X光衍射研究分析。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并组成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一路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活动中,钱伟长和中文系女同学孔祥瑛相遇、相识、相知。日后,他们结成终身伴侣,相濡以沫,分享幸福,分担忧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向大后方转移,先到长沙,又迁昆明。钱伟长因旅费问题先在天津英租界耀华中学任教一年。1939年初积足旅费,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在此期间,钱伟长完成了3篇光谱学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对稀土元素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刊于《中国物理学报》英文版第4卷第1期)。这项工作开辟了我国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稀土光谱分析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此外,他还研究了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论文还未发表,他就参加了1939年7月进行的“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考场分设在昆明、上海、重庆)。招生名额是20个,报名人数却超过了3000人。钱伟长所选择的力学专业只有一个名额,由于他和郭永怀、林家翘的考试成绩完全一样,经招生委员会再三斟酌,决定将3人同时录取,这就使总录取名额变成了22人。9月1日,22名留英学生在香港集中,准备从港岛出发乘船前往英国。
1939年9月2日,英国对德国宣战,英国海轮被征用,轮船停开,他们由留英改派赴加拿大留学。轮船将途经神户,日本在护照上签证准许登岸游览。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这样做将有失国体,故全体愤然离船,返回昆明。延至1940年8月,钱伟长才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J.L.辛格(Synge)教授指导下研究板壳理论,1942年获博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时,钱伟长曾参加了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应用数学特别委员会关于雷达的波导管内各种天线的电阻电抗研究;曾和凡因斯坦(A.Weinstien)教授合作,发表了有关矩形板振动频率计算的论文;还和因菲尔德(L.Infeld)教授合作,研究了有关一些复杂三角级数的求和问题;同时参加了因菲尔德教授的物理学演讲讨论班,主讲了3个课题,之后因菲尔德教授将讨论班的讲稿写成有名的《物理的演进》一书,在序言中曾提到钱伟长对该书的贡献。1943—1946年,钱伟长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随冯·卡门(Von Kármán)教授做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受到冯·卡门学术思想的影响,在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当时冯·卡门是航空系的主任,又是该校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J.P.L)所长,美籍匈牙利犹太人,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研究工作,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以后,他逃离德国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兴建航空方面的哥根海姆实验室。在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开展的学术讨论会,是富有民主精神和创造性的聚会。这种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学风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
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时,钱伟长相继参加了冯·卡门教授创办的喷射推进研究,任研究工程师,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
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他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作出了贡献。他以出色的研究,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这些计算方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他还完成了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以及有关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等。他还不辞辛劳地奔走于研究所设在得克萨斯州爱尔帕萨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导弹试验,精细地分析各种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独到见解:运行火箭受到任何干扰都会缩短射程。
在这个时期,钱伟长还从事了一些纯学术的理论研究,其中有两篇重要的论文。一篇是关于超声速对称锥流摄动法的,他曾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1945年的年会上,宣读了该论文的有关部分,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论文。另一篇是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共同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而撰写的《变扭的扭转》,发表在美国1946年第13卷《航空科学月刊》上,署名“冯·卡门、钱伟长”。对于这篇论文,冯·卡门颇有一些感慨。在他的传记里有这样一段话:“自从喷射推进研究所成立以来,我已经顾不上基础理论方面的工作了。这篇论文,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篇关于固体力学的文章了。”又说:“这是一篇经典式的力学论文。”这篇文章曾受到欧美各国学者的重视。
义无反顾回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经历了战争创伤的祖国急需建设,钱伟长仿佛听到了祖国母亲的声声呼唤,他再也不能安心在异国他乡从事研究工作了。他一再恳切地向冯·卡门教授提出回国的请求,最后以探亲为由获得教授的同情,同意他回国看看那从未见面却已6岁的儿子,但叮嘱他要“早日回来”。
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信件,条件是忠于美国。钱伟长明确表态,予以拒绝。1946—1948年,钱伟长参加了反对美国扶蒋、反内战、反饥饿等进步运动。1948年,他骑自行车到石景山、良乡,欢迎解放军,见到了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并带回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清华师生的粮食补给和亲切关怀。
1949年1月,清华园解放。1949年2月,北平解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的胜利,使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百废待举的建设任务给人们一种动力。钱伟长以欣喜的心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9月,清华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委员,张复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常委兼教务长,钱伟长和费孝通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1950年钱伟长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盟常委、副秘书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4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中国科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以上工作大都是同时兼任,延续到1957年。同时,他还担任第一、二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2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1955—1956年多次访问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波兰的力学会议和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1954—1956年,钱伟长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任务重要,工作接触面极广。钱伟长负责几个专业的规划,他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1956年4月,规划工作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并负责筹建自动化研究所和自动化学会。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周总理公开赞誉钱伟长、钱学森和钱三强为“三钱”。这之后,为宣传科学规划的精神和鼓舞同志们实现科学规划的斗志,钱伟长应各地领导同志和民盟组织的邀请,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太原等地作了关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
钱伟长也从不放松科研工作。在这几年里除发表论文外,还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弹性力学》、《圆薄板大挠度问题》(1955年获“国家科学奖”)。《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是钱伟长在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慰问团,奔赴鸭绿江边慰问伤员时乘坐在火车上写作的。这不仅是介绍科学史的著作,而且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书,195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这一期间,钱伟长对国家的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和教材内容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而以钱伟长和曾昭抡等5人的名义,刊登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了使人误解的舆论。1957年7月,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撤消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仅保留教授,降三级留用。从此,他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儿子应届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优异,但却以不宜录取为由,被终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这一时期,钱伟长白天劳动,夜晚悄悄地凝神驰骋于读书、构思、计算,进行科学研究,他写了约20篇论文。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项重要的成果。1964年钱伟长满怀信心地将其投寄给《力学学报》,却遭到退稿,说明是“不宜发表”。他只能将这份手稿和其他相同命运的论文稿、讲义稿一齐放在书架上,任它们积满尘埃。1969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系鹫津久一郎教授发表了《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文,文中所提出的主题、观点都和钱伟长的相同,而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承认。这本来应该属于中国学者的荣誉,却因国内政治原因属于了日本学者,教训惨痛。
“史无前例”的冲击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钱伟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除了“臭老九”被批斗之外,校园里武斗激烈,刀影相见,硝烟弥漫。在这嚣张恐怖的环境里,钱伟长以坚强的毅力计算着“傅利叶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
1968年,全国各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统统被分批遣送到工厂接受劳动改造。钱伟长被送到北京特殊钢厂,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年近60,两鬓见霜,在炼钢车间当炉前工,与20多岁的壮小伙一样,推着50多公斤的车料推车,挥动着几十公斤的铁钎上料,工人师傅们看了都很过意不去。但钱伟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想:既然是劳动,就要像个样子,再累再苦也要撑下来。他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彼此增进了了解,工人师傅们逐渐消除了对这位“臭老九”的误解。此后,钱伟长参加了厂里的技术革新工作,和工人师傅共同研讨,设计了1000吨油压机和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1970年4月建成投产。经过这一段工作,钱伟长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钱伟长被召回学校参加外事接待工作。钱伟长先后接待了斯诺、韩丁阳早夫妇、法国名导演伊文思、英国名记者葛林。在尼克松来访前夕还接待了先遣将军黑格。接待的还有第一个华裔学者回国访问团,团长是任之恭教授,团员有林家翘、戴振铎、张明觉等,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学友。时隔20多年,彼此相见格外高兴。
1972年10月,随着“乒乓外交”的发展,毛主席决定派科学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等4国,并指名要钱伟长参加。代表团出发前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
科学代表团访问4国回京后作总结汇报,钱伟长提出加强引用计算机的建议,并特别介绍了各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资料,提出建议。周总理亲自审阅后予以指示,从而建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体系。1974年,钱伟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迎来科学的春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好像漫漫长夜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举国上下无比欢欣地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1979年,中共中央改正了有关把钱伟长错划为“右派”的决定。
1980年,钱伟长任全国政协常委并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1982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85年任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7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in China)杂志主编,1988年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1990年任海外交流协会会长。
同期,钱伟长还担任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和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并任华东工学院、江苏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泉州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和《国际工程科学月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Finite Elements in Analysis and Design)、英国《薄壁构件》(Thin Walled Structure)、乌克兰《应用力学》(Пpикладная
Механика)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总编委,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1977—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板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钱伟长迄今已发表论文200多篇,专著15种。
在教育事业方面,钱伟长开创了我国大学的第一个力学专业,主持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力学专业人才。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力学界科研和教学的骨干,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兵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教学上,钱伟长辛勤耕耘、不断进取。在繁忙的公务中抽时间和学生具体地探讨如何攻难关、做学问,这也是他最大的快乐。他思维敏捷,见多识广,经常有令人惊叹的新点子。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指导了18名研究生和10多名共事的助手,以及三期力学研究班学员。其中他和叶开沅等人的关系曾以“迷人的师生关系”为题被报道过。20世纪80年代,他在70岁高龄之后,又创办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出版了《应用数学和力学》(中文版、英文版)及《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英文版)两种杂志,继续指导了38名博士生、11名硕士生。
在清华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办学的过程中,他从切身体会出发,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文献和钻研的能力,重视教员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重视理科和工科的结合,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重视学校为社会服务。1977年以后,他曾不辞辛劳,走遍祖国的穷山僻壤,作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1985年以后,又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奔走。
改革求知志不渝
钱伟长是一位才思敏捷、直言不讳、勤奋工作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
近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奔波在全国各地,作了几十场演讲或专题报告,观点新颖,符合国情,深受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喜爱。
作为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钱伟长的办学宗旨是拆掉“四堵墙”,即拆掉学校与社会之间、校内各学科之间、教学和科研之间以及教与学之间的“墙”。钱伟长也很重视学生的体魄,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改进体育活动的条件。他认为,理工科学生也应接触美育和艺术。他曾邀请剧作家黄佐临、音乐家贺绿汀、书法家钱君和王个等多位名家到校指导,在学校还成立了文化艺术中心,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钱伟长很重视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心,教他们读文献,给他们出题目,经常和他们做阶段性的讨论。他认为,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学生学到的东西都是人家组织过、消化过、系统化了的东西;而研究生学的东西是正在发展的,其中不少问题还有争论。这种正在发展的东西就是一篇篇发表在科技杂志上的论文。
钱伟长认为,科研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高峰的过程。“前人的肩膀”在哪里?在文献、专利和各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情报资料当中。前人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或报告,就为后来者提供了“肩膀”。学术方面的期刊、会议、内部报告和专利,都是使科学工作者的成果社会化的重要环节。他很重视指导学生把自己的阶段性成果及时、恰当地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使他们置身于人类知识发展的长河中。
钱伟长认为,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应用和开发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主张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必须宏观综合平衡。不仅是国家的全局,即使是个人的研究实践,都必须把四种研究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无论如何离不开基础研究。当一些部门的科研组织和安排出现急功近利倾向的时候,他就号召有志于基础研究的同志们认定目标,安于清贫,把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做下去。
钱伟长多次说过:“在改革中要重视知识,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立志改革、振兴民族的志士仁人。‘一二·九’救亡运动发生时,我已经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了。我和20多位同学一起,蹬上自行车,南下宣传抗日,我们到了很多城镇和穷乡僻壤,真正了解农村的贫穷。这激起了我们发誓要用学到的知识拯救古老民族的强烈愿望。那时候,我以为最好的道路是‘工业救国’。从历史上看,中国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才知道自己落伍了。首先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们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五四’运动中,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黑暗的旧社会使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1948年底,北平解放时,清华大学170多名正、副教授只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外国人。5个院长,一个也未去台湾,有一个地位和胡适不相上下的名教授,蒋介石把机票送到他手里,他也不走。文学院的陈寅恪,双目失明,精通典籍,人称四个‘国宝’之一。蒋介石把他带到广州,广东临解放,他说什么也不走了,后来便留在中山大学执教。去了台湾的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在1953年把惟一的儿子送回清华,让他效力于祖国的水利事业。梅校长去世以后,年逾八旬的老夫人也回到了北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作为生活在世纪之交的青年人,应该比宋人范仲淹有更宽广的胸怀,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
他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1986年,他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在英国曼彻斯特与王大珩教授一同和留学生见面,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使不少听众为之动容落泪。
关于知识的问题,钱伟长还认为,改变我们现在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重视知识。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更加看得出重视知识的必要性。现在有两种工业,一种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建筑等行业;另一种则是知识密集型工业,如电子计算机等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当代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转。美国已经转得差不多了,日本还在转变之中。他们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给第三世界。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需要知识的,现代的社会需要大量的知识,光靠体力劳动是建设不起现代化的。
钱伟长主张,青年人应该积极投身改革,站在改革的前列,但要牢记,不能胡改,因此青年人尤其要重视学习,要按照科学规律和国家的发展来改革。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他提倡人人都要学习,3年不学习就落伍了。他认为要给年轻人大量学习的机会,不能给年轻人的学习设很多卡,要广开学路,特别要鼓励在职青年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学习。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才能虽然有差别,但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勤奋学习和实践。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牛顿终生勤奋学习,很少在午夜两三点钟以前睡觉,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学习也是实践,不断地学习实践是才能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坚持不懈地奋发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钱伟长曾在他的《科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道:“1977年以后,欣逢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极尽绵力,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就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内心自白,这种精神感天动地。
钱伟长,这位出身清贫、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学者,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由国学,而西学,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和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超人的才华、坦率的品格和精辟的见解已经广为人知。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近60年从未停顿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对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无论是在学科开创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钱伟长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后来我写了一部书《走近科学家》,详细的介绍了包括钱伟长在内的30位中国“两院”院士。
此时此刻,钱伟长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科学大师的足迹继续前行。
【相关键接】钱伟长,(1912.10.9—2010.7. 30 )科学家与数学家。1912年10月9日生于江苏无锡。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广东暨南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校的名誉校长。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编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中美编审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国外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力学、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以及教育组织领导工作。首次将张量分析及微分几何用于弹性板壳研究并建立了薄板薄壳的统一理论,提出了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首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迄今国际上仍用此法处理这类问题。提出的广义变分原理和环壳分析解等成果被誉为“具有我国独特方法的重要贡献”。研制成功新颖中文编码及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案(钱码)。对大功率电池的设计理论、电机计算理论等有独特见解。发表研究论文160多篇,并有《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等专著20多种。